我跟你们说，咱们都死光了，千秋万世都有张伯驹的名字！
一心只想做名士
清末民初，河南项城，张伯驹出生在书香门第张家。7岁那年，他被过继给伯父张镇芳。张镇芳是光绪进士，袁世凯哥哥的内弟，当过河南总督，因擅长理财，在天津创办了盐业银行，位高权重，财运亨通。
张伯驹聪颖好学， 7岁入私塾，9岁能写诗，一本《古文观止》倒背如流。家里人想让他做军官。然而，看到军阀内斗，张伯驹认为做军人简直是自辱，毅然脱下军装，在家读书作画，看戏唱曲。
30岁这年，张伯驹迎来了一个转折点。
一天，他外出办事，在出售古玩字画的地摊边溜达。突然，一幅写有“丛碧山房”四个大字的书法作品闯入眼帘。凭着旧学根底，张伯驹断定此作不俗，马上掏了一千大洋买下，带回家细细研究，居然是康熙御笔！
这一年，父亲安排他打理银行，他却每日闲散读书，而只要看中的字画，再贵也要买。气得母亲整日在家哀叹：“让你做官，你不去，让你开银行，你不好好开，就知道花钱买字画！”
相比之下，生活上，他却极为素淡：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赌博，常年一袭长衫，出门从不讲派头。他与遗老相交，却不酸腐；与阔公子为友，却不沾染纨绔习气；来往不乏名伶，身上却没有丝毫浮薄的味道。
他的志向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做名士。
将青楼出身的夫人培养成画家
要讲张伯驹一生的跌宕，必须先讲讲他的夫人潘素。
潘素出身名门，可惜父亲是个纨绔子弟，将祖产挥霍一空。潘素13岁时，母亲病逝，继母便将她送到青楼。因弹得一手好琵琶，谈吐不俗，潘素很快就红透了上海滩，博得了“潘妃”的美誉。
张伯驹每年会到上海查账，为了应酬，常去风月场所走动。看到潘素，张伯驹一见倾心，发誓要娶她。
当时，一位有权有势的国民党中将也看中了潘素。一听说张伯驹有意于潘素，对方赶紧派人将潘素软禁。上海毕竟不是自己的地盘，张伯驹便托好友买通了中将的兵卫，连夜将潘素带走，迅速成婚。
回到北京，张伯驹将巨款分给其他太太，结束了复杂的婚姻关系，从此专宠潘素一人，还请人教她山水画、通鉴古文。潘素没有辜负张伯驹的栽培，悉心钻研工笔画法，成了颇有造诣的青绿山水画家，连张大千都赞叹不已。
从此，潘素抚琴泼墨，张伯驹填词作诗，琴瑟和鸣。但对张伯驹而言，潘素的意义远不止于此：后来的岁月里，人世间无数悲欢荣辱，如暴风骤雨向张伯驹袭来，潘素始终陪伴在他身边，一步也没有离去。
不惜倾家护国宝
一开始，张伯驹豪掷千金买字画，是满足个人情致。当他知晓大批珍贵文物流失民间，又被倒卖到国外后，内心的忧愤便越来越重。
那一年，听说溥儒要将《平复帖》转卖，张伯驹坐不住了。溥儒是恭亲王之孙，手上有大量字画珍品。此前，他曾将国宝级的《照夜白图》倒卖给英国人，气得张伯驹直跺脚。而这次的《平复帖》，是西晋文人陆机的真迹，有1700年历史，也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手迹，素有“中华第一帖”之誉，上面盖满历朝历代名家印章，如果流失到海外，必成千古之恨。
溥儒开价20万大洋。张伯驹三番两次请人说合，一毛钱也不便宜。只能作罢。时至1937年，张伯驹得知溥儒母亲病危，正是缺钱的时候，二话不说，借出一万大洋。最后，在旁人的撮合下，张伯驹以4万大洋购得《平复帖》，成功将这件重量级国宝留在了中国国土上。
此后，张伯驹陆续收得李白真迹、杜牧手卷、黄庭坚书法等十多卷珍品。他将京津两地的几处房产出售，只为买下这些珍贵的古字画。
1941年的一天，张伯驹出门办事，迎面出现三个大汉，拔枪示威，将他绑走。不久，潘素接到电话，绑匪要求交出200万，否则就撕票。潘素急坏了：“一时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钱，100万也凑不出来，看来只能卖字画了！”
经多方斡旋后，潘素终于跟张伯驹见上一面。当时，张伯驹已瘦得没了人形，却对潘素说：“宁死魔窟，也不得变卖字画！你救不救我，都不要紧，我珍藏的那批字画，就是我死了，你也要替我保护好！”
后来，潘素到处借债，花了20根金条才赎回张伯驹。
张伯驹说：“我死了没什么，它们才是我的命。”
宁死不卖的国宝尽数捐献给国家
1946年，北平古玩界传出消息，古董商马霁川欲出售《游春图》。
《游春图》运笔精到，意趣无限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，素有“天下第一画卷”的美称。当时，故宫正在收购民间珍品，张伯驹听到消息，希望故宫出面购买，如果经费不足，他愿代周转。可是马霁川开口就是800两黄金，故宫只能望画兴叹。
听说马霁川准备将画卖给洋人，张伯驹多方奔走呼吁：“此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，万万不能出境。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，把它转手洋人，谁就是民族败类、千古罪人，我张某决不会轻饶了他！”马霁川有点怕了，便说：“220两黄金，有钱来拿！”
为凑钱，张伯驹只好卖了弓弦胡同的宅子。要知道，这宅子可不一般，原为大太监李莲英的宅院，模仿颐和园排云殿规模建造，是京城数一数二的名宅。
马未都曾说：“这宅子搁在今天，光拆迁，就得一个多亿。”
谁知，拿到黄金时，马霁川又借口成色不好，说：“还要再追加20两，否则我就卖给别人了。”张伯驹只好回家央求潘素变卖金银首饰，终于将《游春图》收入囊中。
后来，南京总统府派人来京，打听《游春图》下落，愿以500两黄金入藏《游春图》。张伯驹复函称：“伯驹旨在收藏，贵贱不卖，望君海涵。”
为了一件件国宝，张伯驹倾家荡产，宁死不卖。谁能想到，1956年，他却决定将平生所藏，尽数捐献国家。其中包括《平复帖》、《游春图》、杜牧手卷、范仲淹手卷等8幅字画，都是上上极品，每一幅都价值连城，文化价值更是不可估量。
因此学界有称：“张伯驹一个人的捐赠，就撑起了故宫顶级书画半壁江山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”时至今日，这些捐赠依然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。
为此，政府本欲奖励张伯驹20万元，他却分文不取，只答应收下文化部发的一张奖状。
很多人问张伯驹，为什么要无偿捐献？他说：“不知情者，谓我搜罗唐宋精品，不惜一掷千金，魄力过人。其实，我是历尽辛苦，也不能尽如人意。黄金易得，国宝无二。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，是怕它们流入外国。”
在张伯驹眼中，书画皆古人性灵之所托，这些文物，首先属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，花多少代价留下来，都值得。
住得高楼，嚼得菜根
1966年，浩劫袭来，张伯驹被定性为“现行反革命”。隔离审查8个月后，他被吉林博物馆辞退，送到舒兰县插队。当时张伯驹已近70岁，县上一看，“这么老的一个老头子，难道要我们养他不成！”
无奈之下，张伯驹和潘素只能冒着大雪，回到北京。回京后他们才发现，自己的宅子已经变成了大杂院，住着十几户人家。夫妇两人只好蜗居在1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。他们没有户口，分不到粮票。这个曾坐拥亿万家产的民国公子，只好靠着亲戚朋友的接济，艰难度日。
虽清贫寒苦，张伯驹和潘素依然在家画画作诗，陶冶性情，内心好似未曾遭受任何震荡。对此，红学大家周汝昌感佩道：“我深深觉得，他为人超拔，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，一般人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，顶多十年八年，而张伯驹的坐标系大约有千年，所以他能坐观云起，笑看落花，视勋名如糟粕、看势力如尘埃。”
要知道，当初张家生活好时，曾有10位管家，负责中西餐的就有4位大厨。他在丛碧山房会客，席间有一道菜，叫作“清炒口蘑丁”。听起来平平淡淡，其实大有来头：野生口蘑产自张家口外草原，产量极少，异常珍贵，美食家多用它调羹、打卤，舍得清炒的，大概只有张伯驹一人。
而多年后，画家黄永玉在饭馆偶遇张伯驹。只见他孤坐于小桌旁，餐至，红菜汤一盆，面包四片，果酱一小碟，黄油二小块。先生缓慢从容，品味红菜汤毕，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，将抹上果酱及黄油的四片面包细心裹就，提小包自人丛缓慢隐去。黄永玉不禁感叹道：“能喝此蹩脚红菜汤，先生真乃大忍人也！”
我的东西不怕丢，永远在故宫
除了泰然豁达的人生态度，在“做人”二字上，张伯驹一生亦是万中无一之高标。
当初，一代收藏大家王世襄想研究《平复帖》上的印章，又不敢轻易开口，酝酿了好几日，才向张伯驹提出请求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张伯驹说：“你一次次到我家来看，实在是太麻烦了，不如拿回家去仔细地看。”王世襄听了，下巴差点掉到地上，小心翼翼地把《平复帖》捧回家，不敢有半点闪失。
章诒和的回忆录中，写过张伯驹两件事：
其一，抗战后，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被蒋介石没收家产，从此以典当为生。日本方面一心想要将其笼络至麾下，借他的背景做些事情。袁克定宁可饿死，也不做汉奸。张伯驹得知，见他生活难以为继，就把他接到自己家住。袁克定拿到文史馆工资，张伯驹分文不取，对他一养就是10年，直到他1955年去世。
其二，章诒和父亲章伯钧被打成右派，最后凄苦而死，自己只得搬家。碍于其右派身份，没有一个亲戚朋友敢上门吊慰。直到有一天，她听见有人敲门，开门一看，居然是张伯驹夫妇。两人得知章伯钧的死讯后，多方打听，拄着拐棍找了整整一天，才寻访到她的住处。
对此，章诒和写道：“在我父母的人情交往中，张氏夫妇不过是君子之交，看看画，吃吃饭而已……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，似流星坠逝，如浮云飘散。而一个非亲非故之人，却悄悄叩响你的家门，向远去的亡灵，送上一片哀思……”
难怪有人说，张伯驹这一生最宝贵的，并不在于他曾有万贯家财、逍遥富贵，也不在于他无偿捐献了《平复帖》《游春图》这样的重量级国宝。最宝贵的，是他的“富不骄、贫能安、临危不惧、见辱不惊”。
他的生命气息与光泽，才是永恒之物。
1982年2月，张伯驹病逝。多年后，一向以嬉皮笑脸示人的主持人窦文涛，在节目中讲起张伯驹的死，不禁眼泪婆娑，长叹唏嘘。
他说：“张伯驹他没有死，你灭不了他！当年他说过：‘我的东西不怕丢，永远在故宫’。我跟你们说，咱们都死光了，千秋万世都有张伯驹的名字！”
推荐阅读
您现在的位置：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