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什么恨放不下

　　和李敖离婚后我整个人好像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洗礼，体重瘦到44公斤，身上的肋骨一条条地露了出来，但精神很好，心情也出奇的平静。

 

　　虽然饱尝此生第一次的大是大非，我对于人性却仍然充满着憧憬。我白天拍连续剧《碧海情涛》，专心地工作，几乎没什么念头。我还开始练习瑜伽，整个人仰卧平躺，慢慢调息，再配合一些观想，让自己进入定境。
 

 

　　就在这个时候，李敖开始和我打起了官司。几年的官司所累积的怨恨像个钩子一样，紧紧地钩住了我和我心中的李敖，后来我读了一本叫《灵魂永生》的书，突然明白困境的编导者就是我自己，一切都该由自己负责。于是那个钩子就松了，整个人也跟着轻松起来。当时我正在香港拍《大笨贼》这部喜剧，每天都捧着《灵魂永生》阅读。沈君山到香港见金庸，有一天他和我在咖啡厅里聊天，我和他讨论这本书，但没引起共鸣。虽然得不到智识上的共鸣，我的心情依旧轻快无比，时常一个人戴着随身听在尖沙咀的街头边跳边唱地走着，那喜悦也感染了不少路人。

 

　　我回到台湾后不久又接到了法院的通知，照样还是得面对现实中的纠扰，但心情已经大不相同了。我记得去法庭的那天早上，我和母亲到达的时间稍早了一些，法庭的门还没有开，我转过身望向外面的院子，发现李敖一个人坐在对面的长椅子上等候。我心中突然生起一种想法，好像我们俩共同演出了一场荒谬戏，为的只是要转化我们先天人格中的愤怒与嗔恨，好像那是我们在转世前就约定好的事。我不由自主地对坐在远方的李先生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，如同他初次在萧家见到我的举动。李敖微微地有一些反应，但我不知道他明不明白我的举动里的含义。

 

　　下了法庭，我走到他的面前说：“我觉得我们俩无聊透了，放着好日子不过，这出闹剧可不可以不要再演下去了？”李敖脸上带着苦笑地说道：“其实我也不想演，只是已经骑虎难下了。”我觉得他终于说出了肺腑之言，那一瞬间我心里所有的怨恨都烟消云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