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军女将领张琴秋虎口脱险

　　张琴秋，红军时期级别最高的女将领，在革命战争及和平建设时期都有出色的业绩，是我党第一代革命新女性中的突出代表。1930年，她从莫斯科回国后，先后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、妇女独立师师长、西路军组织部长，解放后任纺织部部长。在西路军惨败后，张琴秋落入马家军的虎口，历经劫难，于1937年10月回到了延安。

 

　　1936年10月，红四方面军一部两万余人组成西路军，进入甘肃河西走廊。指战员不畏艰险，冒着严寒浴血苦战，终因敌强我弱弹尽粮绝，两万人马伤亡过半，几乎遭到全军覆灭的厄运，数以千计的红军官兵被俘。1937年3月14日，石窝会议后，西路军被迫分散突围。西路军余部两千余人，分左右两个支队，分头向祁连山以西和以东打游击。张琴秋所在的左支队，几次遭到敌人袭击，最后队伍完全被冲散，只剩下她孤零零一个人。有一次又躲过敌人后，她思量，与其这样受冻挨饿，迟早总会被抓住侮辱且杀害，倒不如就此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她倚住一方巨石，把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，果断地抠动扳机，却没有枪声，打开弹夹，子弹打光了。她拆卸开手枪往雪地扔时，望着屹立着的白皑皑的一座座雪峰雪岭，活下去的信念又渐渐地强烈起来。她决心与敌人周旋到最后，于是伺机向山口转移。一路上，她发现不少西路军战士的尸体。特别是妇女先锋团的女战士，死得更惨！全被敌人扒光了衣服，有的被割去乳房，有的在下体里塞满了石头或木楔，鲜血凝成冰块，赤身躺在这空旷的荒野里。鉴于此，中央军委便决定今后不再单独设立纯妇女的军事建制。

 

　　当夕阳半隐时，张琴秋被当地民团搜山时抓住了。

 

　　这时，马步芳已得知徐向前、陈昌浩“化妆潜逃”的消息，随即将注意力集中在张琴秋身上，他知道张琴秋是陈昌浩之妻，没有缠过脚 ，外号叫“张大脚”。于是，下令马家军每抓住一个女红军，先要问她是不是张琴秋，倘是女红军脚比较大，便盘查得更加严格、更加仔细。敌人将她押往甘州(今张掖)，交给“大衙门”内的第三百旅旅部，韩起功旅长听说抓到个女红军，他要亲自审问。

 

　　张琴秋被押了进来。她身上是破破烂烂的灰军装，头上包一块又旧又脏的灰布，脚上是麻布片外加草鞋，看上去很像一个乡下老太太。杀人如麻的韩起功把手枪往桌上“叭”地一拍，厉声喝问：“你叫张琴秋？”

 

　　张琴秋从容不迫地用四川话回答：“我姓苟，叫苟秀英，四川人，在家受穷饿肚子，受不了，为混口饭吃，跑到红军里当了个伙夫。”

 

　　韩起功曾听说张琴秋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，“会讲五国语言”，是个有模有样的知识人才，怎么会是眼前这个蓬头垢面的四川女人呢？韩起功听她讲罢，略显失望地挥了挥手，张琴秋立即被推出门外，关进了营区附近一个放置柴草、大车的场院里。

 

　　“苟秀英”，确有这么个妇女战士。那是在川西北马家塘转运伤员的路上，队伍遭到敌机袭击，当炸弹从空中呼啸而下时，一位名叫苟秀英的不到二十岁的川北姑娘，飞快地扑向担架，保住了伤员，她自己却倒在了血泊之中。这个女兵的形象，一直浮现在张琴秋的心中。她被俘以后，并没有想过要准备一个什么化名，而当韩起功审问她时，张琴秋随机应变，脱口而出，竟很自然地说出她是“苟秀英”。那口吻，那神情，竟让贼眼尖锐的韩起功也丝毫觉察不出什么破绽。

 

　　三天后，敌人把她当成普通的女红军战士，押送到青海西宁羊毛厂做苦工。当时，有部分红军剧团的同志被俘后，也被押送西宁。敌人将这些同志强行编为敌一百师的剧团，并派敌参谋处一个姓赵的处长兼任该团团长。不久，剧团里又送来一位被俘的同志。大家从她的口中得知张琴秋已被俘押送到西宁羊毛厂，一个个感到焦急不安，都为自己的好大姐、好领导的安危担忧。她们深知张琴秋是我军的高级干部、有名的红军女将、敌人正四处悬赏捉拿的重要人物，万一身份暴露了，定会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。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，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想办法保护好张琴秋。后经商量，终于想出了个好办法，即以剧团需要一个做饭的人为由，派人向敌赵处长提要求，并有意向赵提示说：“听说城南羊毛厂有个会做四川味道饭菜的人。”赵听后，为避免剧团因饭菜问题而闹事，便随口答应说：“好吧！我给羊毛厂说说，你们去看看。”就这样，张琴秋装扮成又黑又老的伙夫，来到了敌一百师剧团。

 

　　张琴秋的到来，使剧团的同志们受到极大的鼓舞，一时，人人心里都像有了主心骨。张琴秋没有辜负同志们的期望，她牢记共产党员和红军干部的职责。为把大家团结起来和敌人斗争，她抓住一切时机，积极主动地和同志们商量对敌斗争的方法和策略，并经常借晚上敌人安排读报的机会，向同志们进行宣传教育。她利用敌人报纸上刊登的消息，揭露敌人的谣言，并从中分析讲解革命形势，使大家知道红军又打了哪些大胜仗，以及红军到达陕北后的发展壮大情况。在张琴秋的宣传鼓动下，同志们更加坚定了争取胜利的信心和决心。

 

　　可是，新的情况又威胁着张琴秋：国民党驻青海省党部特派员李晓钟要亲自“视察”“新剧团”。此人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国民党特务，对共产党很有研究，张琴秋有暴露的危险。

 

　　女俘中的几个共产党员紧急研究决定，在国民党特派员李晓钟“视察”“新剧团”时，让张琴秋请病假不参加列队。这才使张琴秋躲过一劫。但是，搜拿张琴秋的风声始终很紧，“新剧团”的赵处长动不动就在女俘中进行盘查，并加强了暗中监视。大家决定先让张琴秋离开“新剧团”再说。

 

　　第二天，女俘们向赵处长提出强烈要求：“苟秀英太脏，又有病，不能再让她做饭！”赵处长怕女俘们闹事，只得把张琴秋从厨房调走。女俘们又趁机把这个又脏又病的“苟秀英”送到了杨万才家。杨万才是共产党员，原来也是西路军战士，被俘到西宁后，为保护自己，利用马步芳“宽大”，与被俘女红军赵全贞结为夫妇，于是，这里便成了女俘们常来常往的家。大家本想张琴秋住杨万才家较为安全可靠，不料，一个叫杨少德的被俘女红军前来串门，认出了张琴秋，说：“张部长，到我家玩去吧，我男人姓陆，也是浙江人，和你是老乡……”

 

　　“不！我不姓张！我姓苟，我是四川人，不是浙江人……”张琴秋慌忙掩饰。

 

　　女俘们全都知道，杨少德已经嫁给了国民党青海省党部宣传科科长陆澄，政治上很不可靠，于是又赶紧以张琴秋生“大疮”为借口，送她进了西宁的中山医院。
 

 

　　中山医院当时是西宁唯一的地方医院，有二三十个被俘女红军关在里面做勤杂和苦工，其中有陶宛荣和吴仲廉。陶宛荣原来是西路军妇女独立团的营长，吴仲廉原来是西路军的政治宣传人员，红九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的妻子。听说张琴秋进了医院，她俩便相约去看。见面后，除了谈分离后的遭遇外，她们还告诉张琴秋一个重要的情况：在一条山战斗中，吴仲廉执行了党的俘虏政策，放走了敌人一个叫罗承训的医生，对他进行了教育，并发给了8块银元的路费。吴仲廉到西宁后，在医院又见到了罗医生。罗医生非常感激吴仲廉，在院长面前说了吴仲廉很多好话，并要求马步芳留吴仲廉一条活命回去。临别，她们商量，想利用罗医生把张琴秋一同放走。

 

　　中山医院的院长叫谢刚杰，湖北人，留学日本冈山医学院，当时还兼任青海省政府卫生处长，为人比较开明。经罗承训医生说情，他答应抽机会放吴仲廉和她的好朋友陶宛荣、“苟秀英”逃离西宁。正酝酿中，李晓钟不知从何处得知消息，心怀鬼胎的他主动找上门来许诺帮忙。

 

　　不久，由于杨少德的告密，张琴秋的身份暴露了。当敌人知道她原来就是早已闻名的红军女将领张琴秋时，一个个欣喜若狂，感到“立大功”的时机已经到来。可是李晓钟没有把张琴秋的底细转告马步芳，其原因是因为国民党嫡系和地方军阀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，他们都想争功，都想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。

 

　　1937年7月，李晓钟奉命到庐山受训，便派人悄悄地把张琴秋和其他两位女同志一道带了出来，实则是要押送南京向其主子请赏。

 

　　张琴秋等人出了西宁。几千里艰难行程，步步荆棘，她们身边依旧险象环生。汽车破旧，路途多雨，路上总是抛锚。途经平凉停下修车，张琴秋与吴仲廉上街转悠，忽然看到一位叫朱兆林的红军采购人员。她俩喜出望外，像见到亲人似的连连打听，得知平凉以东数十里驻有红军三十一军，军长是肖克，政委是郭述申。张琴秋晓得三十一军是由原七十三师扩编的，五年前她曾在该师任过政治部主任。于是，她和吴仲廉急忙进了一家文具店，给肖克、郭述申写了一封便信，信中讲，她们三人可能将被押解到西安，请设法进行营救。

 

　　远在平凉的肖克、郭述申见了便信，赶忙将解救之事急电告知驻在云阳镇的红军(八路军)总部。总部非常重视， 忙又电报告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。西安办事处到汽车站接人时，却扑了空。他们又立即将情况电报告诉南京办事处。

 

　　1937年8月14日，上海“八一三”事变的第二天，南京政府被日军进攻得焦头烂额之际，张琴秋她们三人被押到了南京。当时也没人顾得上这几个女俘，她们就被关进了“首都反省院”。8月18日，正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周恩来、叶剑英来到了“反省院”，见到了张琴秋、吴仲廉、陶万荣。三个女红军拉着周恩来、叶剑英的手，热泪滚滚，久久不肯松开。周恩来与叶剑英也是热泪盈眶。周恩来说：“为找你们，我们从西宁找到兰州，又从兰州找到了西宁。终于在这里找到你们了！”

 

　　不久，经过周恩来与国民党的谈判交涉，张琴秋三人走出了“首都反省院”。